他们一个是共和国元帅、一个是香港武侠小说巨擘，本来毫无交集的两人却因为大家一句耳熟能详的话联系到一起，甚至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影响一时舆论风潮。这两个人分别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和著名文学家、小说家、《明报》创办人金庸先生。

一、要核子还是要裤子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印边界冲突爆发，至20世纪60年代，原本尚未得到西方大国承认的新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日益严峻。1960年8月，苏联突然撕毁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及国防工业合同，要求在华专家全部撤走，切断材料设备供应渠道。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中国还要不要搞原子弹的问题，在国家高层中间产生了一定争论。国际上也出现了中国“二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弹”，“如果中国勉强要制造原子弹，人民将会连裤子都没得穿”等轻视之语。有观点认为，当前国内经济确实困难，原子弹研制所需耗费极大，而且苏联又撤走了全部援助，我们并无任何基础，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考虑暂停原子弹研制，把有限的经费投入到更迫切的领域。但持上马观点的人认为，面对美苏两大国的核威胁，中国人要想真正在世界上站稳脚跟、安心生产，就必须要继续搞原子弹，而且要尽快搞出来。陈毅就是其中之一。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于1963年10月28日，在北京会见日本记者时，激动地表示：“帝修反有原子弹、核子弹，了不起吗？他们如此欺侮我们，他们笑我们穷，造不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这句话，是经历过战争年代的陈毅元帅的豪言壮语，也是面对国际国内局面皆为严峻时刻中国人民的壮志决心，至今让人听起来也倍感振奋。

　　但当这句“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的话传到香港时，却引起了当时著名小说家、评论家金庸的不满。1963年10月30日，他在自己创办的《明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叫《要裤子不要核子》。其中这样写道：“中共一位负责首长居然说到‘即使中国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实在是不胜愤慨。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政府。我们只希望，这只是陈毅一时愤激之言，未必是中共的政策。不知陈毅是否了解，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中共制造原子弹，不知是什么用处？能去轰炸美国吗？能去轰炸苏联吗？当这些光屁股的人民造起反的时候，能用原子弹将他们一一炸死吗？当英法联军攻打苏伊士运河时，英国早已拥有核子武器，但苏联一声恫吓，说要以飞弹轰炸伦敦，英国只好乖乖地收兵。中共再努力十年，也决计及不上英国在攻打苏伊士运河时的核子成就，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其实并不是金庸第一次就内地政治问题发表社评，但以往还算温和，以商讨和提意见为主。如1963年在《明报》一篇社评中，金庸写道：“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初级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也好，哪一种经济制度能够使大多数老百姓丰衣足食，我们就拥护哪一种办法。在中共目前的经济状况下，第一要义是使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中共军队在手，政权在握，实在不必害怕资本主义复辟、异己分子造反。为了坚持某一种主义和理想……使千千万万百姓遭受不必要的痛苦，那是不是值得的呢？”

　　但像这样指名道姓的批评国家高层领导和内地时政的社评，在当时的香港还是首次。因此，社论一经发表，便引起轩然大波。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商报》《晶报》等五大“左翼”报纸立即组织文章对金庸展开了“围攻”。

　　10月31日，《文汇报》率先在“编余漫笔”栏中发表了《怕中国有？是什么人！》。文章虽未直接指出金庸之名，但却公开指责不要核子的言论是“一望而知这是毒舌嘴里的玫瑰”，“利用中国人的身份装成一副悲天悯人的伪善面孔”。同一天，《新晚报》发表社评《裤子固要，核子也要》。这些文章不仅把论战限于要不要原子弹，甚至上升到对金庸的人身攻击上，于是“不是中国人”“其心可诛”“汉奸”“卖国贼”等头衔被戴在了他的头上。他们指责不要核子论者“造谣生事”“亲英崇美”“反共反华”“背叛民族”。

　　但金庸显然并不准备退缩，他在10月31日、11月1日相继发表《中共制核弹，无益加有害》《若非谣言，便须引咎》，31日《明报》副刊发表三苏的《有核无裤、无核有裤与核裤皆无论》。11月2日他继续发表《我们关于裤核问题的十点立场》一文，表明其一贯反对核试验，要求全面、坚决、彻底、干净地销毁全世界所有核子武器的主张。他在文章中写道：“‘纵然无裤也要核论’，是中共外长向日本记者团说的。我们对这句话深感愤慨，这句话中所包含的意义对全国人民极为不利。我们还认为，陈毅的话根本不通。中共要制造核子弹，未必要牺牲人民的裤子，即使要减少一些裤子，也决不至于全国人民都无裤子。如果真的如陈毅所云，‘全国人民没有裤子’，我们相信核弹决计造不出来。”

　　这场争论不仅激起了金庸的好胜心，也吸引了香港广大市民的好奇，一时间《明报》关注度显著增长。也许金庸也因此受到了激励，他并不打算见好就收，甚至在一天以《明报》的全部版面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三、原子弹爆炸的余响

　　与此同时，由于金庸与《明报》标榜中立，他继续在其他方面发表社评，使得双方的论战一直延续到第二年。1964年初，法国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谈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并未及时解除与台湾当局的关系。金庸针对《大公报》只谈“中法友谊”，避谈“两个中国”提出批评。他在1月底发表《法国阴谋，天下共见》社评，直接指控《大公报》默许法国制造“两个中国”。

　　随着中共中央决心发展核武器，“核子与裤子”的争论继续发酵。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在一篇《人类有前途吗？》的文章中大力抨击核武器对人类的危害。金庸把文章翻译成中文，在《明报》连载。当年9月，当美国方面宣布中国将于近期准备核试验的消息时，金庸又重拾这个话题，在10月1日一篇名为《中共核爆应在下午举行》的社评中推测：“中共举行核爆，最好选择在下午三四点钟，其时美国正是深夜，仪器中查到之时，国务卿来不及开记者招待会，北京电台就可以先行广播了。”

　　金庸的分析不可谓不准，就在15天后，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0月16日成功爆炸，时间是下午3时。就在各大报纸无不为这“中国人的光荣”大声欢呼时，金庸的时评又像丢下了另一颗炸弹。20日，金庸在《中共爆炸原子弹的评价》中言辞激烈地表示：“核弹是一种罪恶，我们不赞成制造核弹，决不认为那是中国人的光荣。做一件有害人类的事，何光荣之有？”23日、24日，他又接连发表社评《核弹是一种罪恶》《赞成全面毁灭核弹》，继续认为“我们社评中的意见，没有改动的必要”，但也声称赞成“政府所发表的声明：核子武器危害人类，不论美苏英法中的，都应当全面、彻底、干净地予以消灭”。

　　这几篇社评，让论战再次激烈起来。自1964年10月25日，《香港商报》发表《也谈核弹》的第一篇反击社评起，左翼报纸再次掀起对金庸和《明报》的围攻。《也谈核弹》揭露“一小撮别有用心的黄面皮人，做出‘中立’‘公正’之状，挖空心思大骂中国人的‘核自卫’”。《大公报》紧接着连续发表《揭露最恶毒的反华〈明报〉的画皮》《〈明报〉主笔的罪恶》《〈明报〉何以妖言惑众》《光荣轮不到这些人头上》等文章。与不久前“核裤之争”虽然言辞激烈但尚未点名不同，这些文章已公开点名《明报》和金庸，将其归为“反共反华，亲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场”之流。例如，《大公报》以张恨奴为笔名，在《〈明报〉的妖言和妖术》一文中罗列了《明报》近几年来发表的社评，并将其总结为其主笔的反华手法表现在：1.祖国有困难，他幸灾乐祸，嬉笑怒骂，无所不为；2.祖国有了不可否认的成就时，他立刻加以歪曲，企图造成错误的印象；3.如果中国的成就为人人所共见，使他难以肆其摇惑，则不惜乱拉硬扯，凭空造谣。

　　面对各大报纸的攻击，金庸再次应战。在10月27日的《批评中共就是反华？》中，他宣称：“我们的批评可能是错的，但我们坚持有批评的权利。”随后，11月13日，金庸先是在《明报》“自由谈”副刊发表《略揭几块“画皮”》中指责《大公报》等的说法很幼稚。紧接着，他更是从11月26日起至12月22日，以“《明报》编辑部”为名接连发表了26篇文章进行反击。这些文章被归为《敬请〈大公报〉指教和答复》一题，采取每天在报纸头版或二版发表文章向《大公报》讨教一个问题的办法，先后就“劳民”与“扰民”、人民公社、要不要向外国输出粮食、要不要民主自由、修正主义、一切归功于党、“核子与裤子”、试验核弹是不是罪恶、批评左派便是反华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提问式反击。

　　至12月22日圣诞节前夕，金庸发表《有什么不对，请原谅》，对这场反击做了个貌似礼貌的结尾：“你们辱骂《明报》的口气很恶毒，用的字眼很难听，我们完全没有回敬。然而，我们的语气和辞句，还是有许多不够有礼貌、不够忠厚的地方，这一点，请你们原谅。我们这些文字写得很匆促，一定有不够周详的地方，必须引用康利上尉的一句话：‘有什么不对，请原谅！’敬祝你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四、那还是爱中国人嘛！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读者们却始终没有看到五大报的反击，这场持续一年的论战忽然间似乎烟消云散了。至于为何五大报没有组织文章反击，根据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任社长乔冠华的助理、曾任《文汇报》总编辑的金尧如回忆，陈毅在说起这件事时曾说过：“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有什么民族尊严呢？国家的安全有什么保障呢？我们共产党有什么伟大、光荣呢？再说有了核子，没有裤子又怎么打仗啊！”他承认自己 “要核子不要裤子”的谈话有些片面和绝对，但也认为《明报》社论并不全对，特别是不要核子的立场，而应该“同《明报》那个查先生的社论、两家的话合起来，就全面了。今后，我们就要努力做到既有裤子，又有核子！我说裤子，当然是个比喻，就是要做到中国人丰衣足食，手上还有个不大不小的核子弹。”

　　陈毅告诫金尧如“现在大权在握，势不可当。但一旦你搞错一个对象，出口骂人，出手伤人，那可不得了。就会犯大错”，所以对善意批评要学“禹闻善言则拜”，对不正确的意见，甚至是恶意攻讦，也要有则戒之、无则加勉。最后，对这次不留情面批评自己的金庸，陈毅豪爽地说道：“只要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他若骂得我有道理，我当他是挚友、诤友。”而且他还为金庸的社评解释道：“《明报》那个社论，要中国人有裤子穿，那还是爱中国人嘛！”所以“请香港新华社对《明报》的那个查良镛先生高抬贵手”。

　　在陈毅这番大度的表态后，当时主管香港工作的廖承志也因为“五家左报的爱国热情很可贵，但方法上忽略了用事实和道理去说服人”，而指示停止反击。一场论战就此结束。在听闻陈毅的这番表态后，金庸也对这位豪爽的共和国元帅表达了好感。“文革”中，陈毅受到红卫兵的批斗，金庸就曾发表过社评，文中称赞陈为那场“核裤之争”论战做过说明。陈毅去世后，金庸再次称赞其“性格豪爽，心直口快”，而核子与裤子的争论只是一个比喻。

　　1981年2月，金庸在《明报》发表《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内容包括：香港是中国的领土；香港的现状保持不变；中国如果决定收回香港，应在15年之前通知英国。同年7月18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金庸，会见后，金庸给邓小平寄去了《金庸小说》全集。不久，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很快就畅销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