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日程。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规定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统治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同时，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全会充分地研究了经济政策问题。当前，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大约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这是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全国现代工业虽然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但是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可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改变过来，但我们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主要形式。

全会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全会强调应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在党的组织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全会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伟大的，但是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会议所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