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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如何作出的?

2021-07-01



1956年,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要求全党的工作重心适时地转移到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上来。同时,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为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

据此,党的八大正确分析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规定了党和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这些论述的着眼点,在于把我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突出出来,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一主要矛盾的判断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在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把我国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完善了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直至党的十九大,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判断。


29.为什么会发生急躁冒进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是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使探索过程出现了重大曲折。

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党力图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局面。1957年,随着一些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党认为经济建设应该搞得更快一些。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获得了崇高声誉,再加上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及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等口号,这些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社会主义者以巨大鼓舞,客观上也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压力。

尽最大的努力把建设搞得快一点,以争取更多的主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大家都愿意相信,在迅速取得一连串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面前,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我们既然已经建立起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既然已经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解放,做了主人,那么,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来进行经济建设,就能够取得我们所希望的、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高速度。

应当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快一些的可能性也确实存在。只要党正确地领导和组织群众,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符合于实际的主观能动性,从一个历史阶段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快一些的。因此,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原则上拥护大跃进,并且不辞劳苦地为实现大跃进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奋发努力,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但是,经济建设有它的客观规律,生产力发展需要有积累的过程,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当时,我们党还缺乏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背离了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搬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指导经济建设,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提出了许多违背科学的高指标。这样,急躁冒进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发生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某些高指标不是一开始就提出来的,而是在领导愿望与基层热情相互推动下,层层加码抬上去的。而中央为了保护群众积极性,怕泼冷水,把已出现的问题看成是支流,没有及时纠正,导致了问题越来越严重。